管理人才是怎样培养出来的——毛泽东育人思想介绍
2012-09-19
来源：锦州人才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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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李凯城
管理人才是怎样培养出来的——毛泽东育人思想介绍
李凯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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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知识经济时代，随着竞争的日趋激烈，能否不断提高所属人员素质，已成为影响组织生存和发展的重要因素。21世纪是教育学的世纪。
毛泽东领导下的人民解放军历来有“大学校”、“大熔炉”的美称，在培养人才方面成效显著，经验丰富。无论是革命战争年代，还是和平时期，解放军历来是英雄辈出，人才济济。特别是建国前后，毛泽东麾下“谋臣如云，战将如雨”，随便拉出几位，就能独挡一面，打出一片天地。八一军旗下，绿色军营中，曾升起过无数颗耀眼的“星”。
企业管理者可以从军队培养人才的做法中借鉴哪些东西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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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企业的生存和发展来说，什么因素最重要？人才。
当前企业最需要哪种类型的人才？管理型。
稍有经验的企业家，恐怕都会认同上述答案。因为，管理说到底是人的问题。只要找对了人，用好了人，特别是培养出一批既忠心耿耿、又聪明能干的业务骨干，就不愁没有资源、没有创意、没有市场、没有效益。对企业家来说，企无人则止，有人则兴，掌握的人才队伍有多大，事业就能做多大。
人才重要，也难得。天下能干的人有的是，可往往可遇不可求。而且十全十美的人几乎不存在，越是聪明能干者，往往越有个性。所以，好不容易发现了人才，管理者也得敢用、会用。更多情况下，必须立足于自己培养。
近些年，管理学领域最热门的话题之一是建立学习型组织。从建立学习型企业到创建学习型社区，再到建设学习型社会；从专家倡导到政府号召，一直到写入党的十六大政治报告，口号越提越响，调门越来越高。这表明，组织学习和终身教育问题开始进入管理学视野，表明在知识经济时代，随着竞争的日趋激烈，能否不断提高所属人员素质，已成为影响组织生存和发展的重要因素。所以，有专家说，21世纪是教育学的世纪。
趋势很明显，道理很简单。问题是：究竟应该如何培养管理型人才？怎样才能将企业真正建成学习型组织？
近些年，许多企业培养人才特别是高级管理人才，主要办法是选送骨干参加各种MBA或EMBA班。中国的MBA教育已开展了十几年，发展到相当规模，可实际效果如何呢？某著名大学一位专门负责MBA的教授在其新著中这样评价：“我们搞MBA那么多年，一开始就定位于中国企业家的摇篮，摇了那么多年，也没有出几个企业家。”如果说此言表达的还只是一种遗憾，一种无奈，那么，下面的话简直让人不知该说啥好：“我认为企业家更多是天赋：一个伟大的母亲和一个伟大的父亲一次偶然的结合，这就是企业家。”
著名大学教MBA的教授对目前国内管理教育尚如此评价，企业家们又怎能信赖他们的教学呢？难怪前不久上了胡润富豪排行榜的太平洋建设集团总裁严介和说，员工中最差的是在大学里一气读下来的博士，其次就是MBA。
一些院校的MBA教育效果不理想，企业只好立足于自己培养。目前不少单位每年都制订员工培训计划，投入大量人力物力，举办各种类型的培训班。一些大中型企业甚至组建了企业大学等机构，专门为本单位及关联企业培养业务骨干。问题是，育人不同于造器，教育是一门很深的学问，远不是下个决心，舍得投入，办几个班，就能达到目的。如何搞好企业在职培训，有效开发人力资源，不断培养出信得过、用得上、留得住的领导骨干和专业人才，已成为新形势下企业管理必须解决的重大课题。
毛泽东领导下的人民解放军历来有“大学校”、“大熔炉”的美称，在培养人才方面成效显著，经验丰富。无论是革命战争年代，还是和平时期，解放军历来是英雄辈出，人才济济。特别是建国前后，毛泽东麾下那真是“谋臣如云，战将如雨”，随便拉出几位，就能独挡一面，打出一片天地。八一军旗下，緑色军营中，曾升起过无数颗耀眼的“星”。直到今天，许多家长包括一些“大款”,之所以愿意送子女当兵，看重的就是解放军这所大学校能够培养人、锻炼人。
那么，毛泽东缔造的人民军队在培养人才方面有哪些成功经验和独到之处呢？企业管理者可以从军队培养人才的做法中借鉴哪些东西呢？
一、高度重视人才培养，视育人为建军之本
毛泽东明确提出将军队办成一所大学校，是开军队建设理论之先河。建立学习型组织是毛泽东的一贯主张。
毛泽东高度重视人才培养，是对中国传统管理思想的继承和发展，也是对近代以来成功治军经验的学习和借鉴。
培养军地两用人才成为新形势下我军政治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也是对毛泽东“把军队办成一所大学校”思想的新发展。
我军一直有“三个舍得”的说法，即舍得拿出最强的干部去办学校，舍得送优秀的干部、战士进学校，舍得将先进的技术装备给学校。
毛泽东多次强调名师出高徒，要办好院校，必须有一支忠诚党的教育事业的、高水平的教师队伍。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朱德、彭德怀等高级将领，都经常为红大、抗大讲课。
无论东方还是西方，真正成功的企业家一定既是思想家，又是教育家，合在一起就是思想教育家，即“教父”式的人物。在中国文化的氛围下，对领导者最有利的，是与部属建立起师生关系，以师生情谊来维系、辅佐领导关系。
毛泽东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自创建人民军队之日起，就高度重视人才培养工作，从理论到实践，均有不凡建树。
毛泽东毕业于湖南第一师范学校，对教育理论有很深的研究和独到的见解。大革命时期，他曾在广州、武汉等地主办农民运动讲习所，将新的教育理念付诸实践，积累了一些育人经验。如严把入学关，由各地党组织选送农运骨干和积极分子参加学习；压缩学制，根据实际斗争需要设置课程；请有实践经验的农运领袖担任主讲，不断改进教学方法；实行军事化管理，突出军事科目，注意学员指挥能力的培养与战斗作风的养成；组织学员参加平息反革命暴乱等实际斗争，在战火中经受锻炼，等等。农讲所虽然时间不长，却收到较好效果，所培养的干部，日后大都成为各地农民运动乃至工农红军的骨干。
创建并领导红军后，毛泽东更直接感受到培养人才的重要。因为当时中国革命处于低潮，频繁的战斗，艰苦的环境，使红军队伍中的意志薄弱者经受不住考验，纷纷离队或叛逃，其中包括少数师、团军事主官。要想巩固和发展红军，当务之急就是培养大批得力的领导骨干。所以，毛泽东率领红军1927年10月上井冈山，12月便在宁岗砻市开办了红军教导队。开始只有一个区队、六七十人，朱毛红军会师后发展为3个区队、200多人的规模，并正式纳入编制，由陈毅担任教导队队长。毛泽东、朱德等领导同志亲自任课，直接指导，从挑选培养对象，确定培训目的，到设置教育内容，改进教学方法，倾注了大量心血。在毛泽东等人的言传身教和精心培育下，一批忠心耿耿、年轻有为的红军骨干脱颖而出，当时红军队伍中20多岁当军长、师长的比比皆是。过去有人说24岁便任军团长的林彪是红军中最年轻有为的干部，其实，当时还有更年轻的。如著名战将寻淮洲，15岁上井冈山参加红军，18岁当团长，19岁当师长，20岁当军长，21岁就当上了红7军团的军团长。
现在人们都说井冈山是中国革命的“摇篮”，其实，井冈山也是我党我军领导干部的“摇篮”。据统计，红军时代从井冈山先后走出了38位军长或军政委、24位军团以上领导；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各大战略区领导人的三分之一，开国后20余年中央党、政、军领导人的三分之一，都经历过井冈山斗争。除了毛主席、朱总司令外，从井冈山走出了5位军委副主席、7位总参谋长、3位总政治部主任和8位总后勤部部长。
1931年，红军建立了以瑞金为中心的中央根据地后，很快就办起中央红军学校。举办6期后，学校扩编为中国工农红军大学，并陆续设立了红大的分校和供给、卫生、通信等学校。瑞金时期的红军大学已具备相当规模，积累了战时培养人才的宝贵经验。即使在环境条件异常艰苦的长征路上，红军仍编有干部团，非到万不得已，不分派战斗任务，以便保留领导骨干。
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毛泽东分析形势，明确提出“要弄西北局面及全国大局面，则要办个高些的大的红军学校。否则将来无干部。没有大批干部是不行的，现在不解决这个问题，将会犯罪。”党中央讨论同意了毛泽东的这一建议，决定创办抗日红军大学，后改名为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毛泽东高度重视抗大的建设，亲自担任抗大教育委员会主席，为抗大制定了教育方针，即“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题写了“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校训。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还直接过问抗大的组建工作，经常参加抗大组织的活动，亲自审定抗大的教学大纲和教育计划，多次到抗大讲课。甚至连抗大办学需要的纸张，毛泽东都亲自出面帮助协调。
1937年秋，我党派往苏联学习坦克、炮兵技术的30多位同志回到延安。第二天毛泽东便亲自接见。在关切地询问了他们的学习和生活情况后，毛泽东说，我们现在还没有一辆坦克，也没有大炮，但是有一批懂得技术的干部了。有人，就一定能把特种兵建立起来，坦克和大炮敌人会给我们送来的。以这批同志为教学骨干，很快办起了我军第一个培养装甲、航空等特种兵干部的摩托学校。当时，全军仅有几部破旧卡车和两辆小汽车，中央领导舍不得用，全部调给学校作教练车。教员们靠拿汽车作比较，通过画图，帮助学员建立起坦克的概念，了解它的威力、性能及如何配合步兵冲锋。为了学习坦克战术，学员们用被单蒙住汽车，装上假枪假炮，在延安机场摆战斗队形，与抗大组织“步坦协同”演习。在今人看来，这多少有些幼稚可笑。可正是这所学校培养出来的学员，后来组建起我军第一个坦克大队，成为我军特种兵部队的种子。
1939年夏，抗大总校开赴敌后办学，并陆续在各抗日根据地设立了14所分校和一些随营学校、陆军中学、专业学校。在整个抗日战争期间，抗大总校连同各分校先后为八路军、新四军培养了20余万干部。考虑到抗日战争结束时，我军总人数约120万，其中正规军才60万，不难看出当年抗大在军队发展中所起的作用。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抗大培养的干部支撑起迅速发展壮大的人民军队，保证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
解放战争时期，我军沿用抗大的办学模式，在各大战略区组建军政大学和后勤、卫生等学校，源源不断地为部队培养、输送军政干部和专业技术干部，进而也为建立全国政权做了干部方面的准备。
建国初期，毛泽东高度重视军队院校建设，把办好军事院校，培养大批适应现代战争需要的军事人才，视为和平时期提高军队战斗力的主要途径。他亲自审批了刘伯承同志提出的《关于创办军事学院的意见书》，把军事学院的成立称作是我军建军史上重大转折的标志之一。在毛泽东的直接推动下，50年代初，我军先后成立了上百所院校，形成了比较完整的军事院校体系。一大批身经百战的将军脱下战袍，走进课堂，补习科学文化知识，总结带兵打仗经验。话剧《虎踞龙蹯》反映的就是这一段历史。
与此同时，针对当时基层官兵文化程度普遍偏低，战士中初小以下文化程度的占80%，干部中不到高小文化程度的占68%，无法适应军队现代化建设要求的现状，我军开展了大规模的文化教育。将补习文化列入正式的训练科目，要求3年内，一般战士和初小以下文化程度的干部要达到高小水平，相当于高小文化程度的干部要达到初中水平。为此，全军调配了5万多名文化教员，成立了近百所各种形式的文化补习学校，遵照“速成的、联系实际的、但又是正规的”教育方针，建立起考试、分级、编班、升级、留级、毕业等一系列教学制度。包括毛泽东身边的中央警卫团，也办起了文化学校，毛泽东曾亲自给战士们动员、讲课。当时，整个军队就像是一所大学校，许多官兵入伍前是文盲、半文盲，在部队完成了中小学教育，掌握了一定的科学文化知识，为日后的成长进步打下了基础。
到了60年代，毛泽东又发表了著名的“五七指示”，明确提出人民解放军“应该是一个大学校”。“这个大学校，学政治，学军事，学文化”。并且强调，“这已经不是什么新鲜意见、创造发明”，军队“已经这样做了几十年，不过现在更要有所发展罢了。”关于“五七指示”，研究党史的学者往往从政治角度评论其影响，并有不同看法。这里暂且不论。可毛泽东明确提出将军队办成一所大学校，却是开军队建设理论之先河。
改革开放后，邓小平根据形势发展和部队实际需要，明确提出培养军地两用人才的思想。要求干部战士既要学会保卫祖国的本领，又要学会建设社会主义的本领，将文与武、军与民、平时与战时的教育更好地结合起来。培养军地两用人才成为新形势下我军政治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也是对毛泽东把军队办成一所大学校思想的新发展。
近些年国内外讲管理，都高度评价彼得•圣吉关于学习型组织的理念。认为这一理念是现代管理学的重大发展，甚至称《第五项修炼》一书为“管理的圣经”。其实，建立学习型组织是毛泽东的一贯主张。无论理论上还是实践中，毛泽东都远远胜过彼得•圣吉。
毛泽东等老一代革命家不仅对培养人才工作高度重视，而且在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经验。例如，他提出：“一个军事学校，最重要的问题，是选择校长教员和规定教育方针。”所以，我军一直有“三个舍得”的说法，即舍得拿出最强的干部去办学校，舍得送优秀的干部、战士进学校，舍得将先进的技术装备给学校。战争年代，我军总是选派理论素养高、精通业务、懂得教学规律、具有较强领导能力和开拓精神的得力干部去办院校。毛泽东自己就兼任过“红大”的政治委员。刘伯承、叶剑英、林彪等先后担任过红军大学的校长。建国后，又是刘伯承、罗荣桓这两位公认的军事理论权威、政治工作模范，分别主办军事学院和政治学院。
再如，毛泽东多次强调名师出高徒，要办好院校，必须有一支忠诚党的教育事业的、高水平的教师队伍，这也就是现在人们常说的办大学不能光有大楼，还要有“大师”。由于战争年代我军院校培养的主要是指挥管理人才，所以，既有深厚理论功底，又有丰富实践经验的革命领袖和军事统帅，自然就是最好的老师。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朱德、彭德怀等高级将领，都经常为红大、抗大讲课。如毛泽东讲《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张闻天讲《中国革命基本问题》，秦邦宪讲《政治经济学》，李维汉讲《党的建设》，林彪讲《战役学》，等等。著名的《矛盾论》、《实践论》，也是毛泽东为抗大学员讲课的摘录。不了解那一段历史的朋友常有疑惑：为什么只经过短期培训的红大、抗大学员，战场上面对受过正规军事教育的对手，总能胜出一筹？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而红大、抗大学员的授业导师水平高，也是其中之一。
总之，我军的发展壮大是与毛泽东等领导者高度重视人才培养分不开的。现在不少企业家时常感叹手下缺少人才，意识到企业发展受到人才匮乏的制约。从我军经验看，要想真正解决这个问题，首先必须切实提高各级管理者对培养人才重要性的认识。如果企业家能够像毛泽东那样视育人为建军之本，从创建之日起，就高度重视人才，亲自培养人才，并且舍得投入，长期坚持，又何愁人才之不得呢？
毛泽东高度重视人才培养，是对中国传统管理思想的继承和发展，也是对近代以来成功治军经验的学习和借鉴。
中国古代管理思想十分丰富，儒、法、道、兵等各个学派在管理理论上都自成体系，各有千秋。虽然对许多管理理论问题相互间常有争辩，但在重视培养人才方面，各家各派的观点却出奇地一致。特别是主张“以德治国”的儒家，认为实行德治的前提，是要有一批德才兼备的领导骨干，因而特别重视对各级官吏的教化，将培养人才视为领导者最重要的职责之一。儒家的代表人物一向以“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为人生三大乐趣之一，强调成功的领导人对部属要“作之君,作之亲，作之师”。也就是说不仅要有君主般的权威、父母般的慈爱，还应成为部属的良师益友。
近代以来，中国社会战乱不断，涌现出一批以带兵、用兵见长的著名将领。总结其经验，会育人、会用人是他们共同的特点。例如，近代史上赫赫有名的曾国藩，原本只是翰林院的一介书生，根本不会打仗。可在镇压太平天国的战争中，却阴错阳差地成为清军一方的主帅。曾国藩本人的军事才能十分有限，他亲自指挥的战斗几乎就没打赢过。可他却深知“致天下之治在人才”，治军之道，“择将为先。得一将则全军振兴，失一将则士气消阻”；“带勇之法，以体察人才为第一，整顿营规、讲求战守次之”；“树人之道有二：一曰知人善任，二曰陶熔造就”；“人材以陶冶而成，不可眼孔太高，动谓无人可用”。因而非常善于发现和培养人才。在他的培育和提携下，左宗棠、胡林翼、李鸿章、彭玉麟、刘铭传、鲍超、杨载福等军事将领青云直上，郭嵩焘、李元度、李善兰、徐寿等智囊谋士脱颖而出，成为湘军、淮军两大军事集团的骨干。曾国藩后来所以能功成名就，成为清廷的“股肱之臣”，成为“同光中兴”的代表人物，是与他善于育人、用人分不开的。
再如，蒋介石是靠黄埔军校起家的，非常重视利用师生关系笼络人心，培植势力。他一生大权独揽，曾一度身兼党政军80多个职务，甚至闹出过作为陆军大学校长的蒋介石给作为总统的蒋介石打报告的笑话。所以，属下怎么称呼蒋介石的都有，如总统、总裁、委员长等。可蒋介石本人最看重的头衔却是校长，只有最亲近的人，才有资格称蒋介石为“校长”。蒋介石器重黄埔生，视黄埔生为嫡系，黄埔军校学生对蒋也最忠诚。解放战争后期，眼看蒋家王朝大势已去，不少原来投靠或归顺蒋介石的高级将领、政治人物，纷纷弃暗投明，起义投诚，唯独一批黄埔出身的军官，死心塌地地为蒋介石卖命，如淮海战场上的杜聿明、平津战役中的李文等。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蒋介石育人、用人的成功。
上述现象反映出一个规律：领导与部属之间除正式角色关系外，难免会有其他一些关系，如父子关系、兄弟关系、亲属关系、师生关系、同学关系、伙伴关系，等等。这多重角色之间相互影响，相互制约，既可有利于事业的发展，也容易形成掣肘。无数事实表明，在中国文化的氛围下，对领导者最有利的，是与部属建立起师生关系，以师生情谊来维系、辅佐领导关系。毛泽东正是意识到了这一点，所以一生以导师自诩，高度重视教育，时刻不忘育人。这是其事业获得巨大成功的一个重要原因。
反观当今企业家，许多人雄才大略，非常想干出一番事业，在市场、资金、公共关系等各方面都舍得投入，并常有建树。可唯独在人才培养方面缺乏战略眼光，总觉得这不是当务之急，更不愿自己下功夫培养，一心指望靠猎头公司去“挖人”。表面上看，从社会上找现成的人才省时省力，立杆成影，可实际上却犯了中国式管理之大忌。古人早就说过，“天下无现成之人才”。这倒不是说世无贤才，也不是说企业就不能另请高明，而是强调挖人会带来一系列问题。如“空降兵”与组织固有文化的融合问题，与老员工特别是创业元老的关系问题，以及前者忠诚度往往不高，随时有可能被其他组织以更高的薪酬再次挖走的问题，等等。解决这些问题所花费的时间和精力，可能远大于企业自己培养所需的投入。
近些年，不少民营企业在聘用人才方面都走过弯路。常见的情况是：最初和老板一起创业的合作伙伴文化程度都不高，当事业发展到一定阶段后，这批人逐渐感到力不从心，发展后劲明显不足。为了公司的长远利益，老板开始考虑引进人才，到大公司“挖墙角”，或招收受过正规教育的MBA。对请来的“神仙”，自然要委以重任，给很高的待遇。希望借助这些人的知识和智慧，提升公司的管理档次。可没想到一些“空降兵”眼高手低，缺乏社会经验，一心想通过大刀阔斧的改革来证实自身价值，并且看不起创业元老，不时与后者发生矛盾。为了留住这些所谓的人才，企业家只好压元老们让步。一些元老被迫离职，留下的心情也不舒畅，积极性明显不高。由于原有业务骨干大批离职或消极怠工，公司业绩明显下滑。企业家开始怀疑引进人才的质量，对“空降兵”的看法渐渐发生变化。对于老板态度上的变化，“空降兵”们大都十分敏感，心知肚明，识趣者纷纷选择离开。就这样，老的业务骨干走了，新的“空降兵”也没留住，鸡飞蛋打，两头落空，企业因此而元气大伤。
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所有发展顺利的企业都立足于自己培养人才。例如，联想公司的柳传志有一句名言：“小公司做事，大公司做人，人才是利润最高的商品。能够经营好人才的企业才是最终的大赢家。”《华为基本法》明确规定，“进贤与尽力是领袖与模范的区别。”“高、中级干部任职资格的最重要一条，是能否举荐和培养出合格的接班人。不能培养接班人的领导，在下一轮任期时应该主动引退。仅仅使自己优秀是不够的，还要使自己的接班人更优秀。”王石领导下的万科公司，更是被业内人士誉为“房地产开发商的摇篮”，许多人都得益于“学习王石好榜样”。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这些优秀企业是中国企业家真正的“孵化器”，正是靠着它们精心培育人才，源源不断地输出人才，才有了20多年来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与崛起。
再往前看，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日本企业的崛起，也与松下幸之助等企业家高度重视人才培养分不开。松下本人曾一再要求部属牢记：松下公司主要是出人才，只是附带着生产家用电器。从松下分离出去的三洋公司老板说得更绝：三洋公司要想赶上并超过松下，必须树立更先进的人才理念，即不仅出人才，更重要的是培养总经理。柳传志、任正非等中国企业家关于培养人才的表述，与当年松下等人说法如出一辙。由此可见育人在东方文化氛围中意义和地位。
如果说重视人才培养是东方管理学的一贯主张，那么，值得注意的是，近些年西方管理理论也越来越看重这一点。例如，《基业长青》中专门有一章“自家长成的经理人”，指出长寿企业都非常重视对领导骨干的培养，很少从企业外部去挖人。再如，彼得•圣吉强调，在学习型组织中，领导者的新角色之一就是教师。领导者要帮助部属正确认识和把握真实情况，提高对环境的适应能力，促进每个员工的学习。
西方一些优秀企业家在育人方面更是可圈可点。如杰克•韦尔奇就非常重视对员工的培养，多次谈到培养人才是他最愿意做的工作之一。他在《赢》一书中写道：“除了对提升团队素质的巨大影响外，利用这种日常的会面帮助员工还有一个最大的好处，那就是它本身是件非常有趣的事情。无休无止的会议会让人感到麻木呆滞，走马观花的工厂参观只能让你看到一大堆不明所以的新设备，相反，如果把每天都看成培养人的过程，那又该是怎样一种心情？实际上，请把自己当作一名园丁好了，一手提着洒水壶，一手提着肥料桶。偶尔，你需要去除一些杂草，但是大多数时候，只要浇水施肥、细心呵护就可以了。随后，你就能看到满园花开。”
杰克•韦尔奇还有一句名言：“在你成为领导以前，成功只同自己的成长有关。在你成为领导以后，成功都同别人的成长有关。”在自传中他说：“讲课是我一生孜孜不倦地从事的活动。”“我很容易陷在克罗顿维尔（通用公司管理开发中心所在地——作者注），我的时间有很大一部分是在那儿度过的。我每个月都要去克罗顿维尔一两次，每次都要待上4个小时。在过去21年的课程里，我有机会与将近18000名GE经理进行了直接的沟通。来到克罗顿维尔总是使自己感到年轻了，这是我最喜欢的工作内容之一。”
总之，无论东方还是西方，真正成功的企业家一定既是思想家，又是教育家，合在一起就是思想教育家，即“教父”式的人物。首先是企业家本人要有思想，没有思想的企业家，不可能成就大事业。可如果只是企业家本人有思想，却无法通过教育让部属接受，那就会出现如《华为真相》一书所说的“任正非矛盾”：“毫无疑问，任正非是一个思想家。其思想的深刻程度和系统性，企业界无可比拟。但是思想家与企业家是有区别的，一个企业家如果没有思想，就无法掌握方向。但一个思想家过于相信自己的思想，并且要求后来者完全继承，不得违背，就不符合事物与时俱进的规律。”该书作者指出了矛盾，却没有给出答案，似乎这一矛盾根本无法解决。其实，这个问题是有解的，那就是：通过教育让多数员工接受企业家的理念，并在实践中贯彻落实，发扬光大。
二、始终将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放在育人工作的首位
毛泽东领导下我军的育人工作更注重对官兵思想道德素质的培养，始终将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放在育人工作的首位。
我军院校历来强调，学校的各项工作都要紧紧围绕着育人，所有工作人员都应以育人为己任。教师要教书育人，管理人员要管理育人，后勤服务人员也要服务育人。
当年抗大的学生来自天南地北，各种出身、各种成份的青年都有，包括一些社会名流、军阀、阔商的子女，甚至还有个别国民党的县长、团长，其思想基础可想而知。可通过短短几个月的学习，多数毕业学员都成为共产主义的信徒、八路军的干部。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教育事业似乎走向了另一个极端。思想品德教育日渐削弱，学生的思想素质明显下降。许多年轻人没有理想信念，缺乏基本的道德修养，思想混乱，感情脆弱，直接影响到他们走向社会、走上工作岗位后的表现。
不同的培养目标和指导思想，决定了不同的育人模式。以抗大为代表的毛泽东的育人模式，给学员的不仅仅是知识、能力、品质，更多的是一种精神，一种信仰。传授知识，培养能力，提升品质，层次固然有所不同，可说到底都属于造器，即造就一个能理解领导意图，坚决完成任务，比较听话、好用的工具；而传授精神和信仰，才是真正的育人。
合格人才需要具备多种素质，概括起来无非德与才两个方面。相比较而言，毛泽东领导下我军的育人工作更注重对官兵思想道德素质的培养，始终将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放在育人工作的首位。
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曾明确提出：“要造就一大批人，这些人是革命的先锋队。这些人具有政治的远见，这些人充满斗争精神和牺牲精神。这些人是胸怀坦白的，忠诚的，积极的，正直的。这些人不谋私利，唯一的为着民族与社会的解放。这些人不怕困难，在困难面前总是坚定的。这些人不是狂妄分子，也不是风头主义者，而是脚踏实地富于实际精神的人们，中国要有一大群这样的先锋分子，中国革命的任务就能够顺利的解决。”
根据这一培养目标，毛泽东在对抗大的指示中强调：“学校一切工作，都是为了转变学生的思想”。“把知识青年训练成为无产阶级的战士，或同情者，把他们训练成八路军的干部，确是一个艰苦的工作，我们应努力转变他们的思想，注意于领导他们思想转变的过程”。因此，抗大“虽以培养军事干部为目的，但政治教育仍占重要地位，至少亦应与军事教育列于同等地位。”“政治教育是中心之一环，课目不宜过多，阶级教育、党的教育与工作必须大大加强。抗大不是统一战线学校，而是党领导下的八路军干部学校。”抗大要“战斗化、军事化、八路军化”，办得比黄埔军校更革命、更进步。抗大“教育知识青年的原则是：1、教育他们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克服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思想；2、教育他们有纪律性、组织性，反对组织上的无政府主义与自由主义；3、教育他们决心深入下层实际工作，反对轻视实际工作经验；4、教育他们接近工农，决心为工农服务，反对看不起工农的意识。”
在毛泽东上述思想的指导下，历史上我军开展的培训活动，大都是政治与业务并重，围绕培养又红又专的人才，合理安排军政教学比例，很少有“单打一”的专业技术培训。不仅在训练时间安排上，政治理论学习和思想教育占相当比重，被视为育人的“主课堂”、“主渠道”，而且特别重视通过访贫问苦，参加生产劳动，加强党性修养，开展思想互助等方式，帮助学员进行自我教育和思想改造。我军院校历来强调，学校的各项工作都要紧紧围绕着育人，所有工作人员都应以育人为己任。教师要教书育人，管理人员要管理育人，后勤服务人员也要服务育人。
毛泽东为抗大制订的“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校训，其着眼点也是学员思想作风和道德人格的培养。用今天的话说，讲团结就是强调学员要有团队精神，正确处理个人与组织、与他人的关系，善于合作共事。讲紧张是强调学员要雷厉风行，说干就干，干就干好，不能拖拖拉拉、疲疲沓沓。讲严肃是强调学员做任何事情都应认真负责，一丝不苟，并严格遵守纪律和规定。讲活泼则是主张年轻人应性格开朗，富有生气，像个年轻人的样子，不要未老先衰，老气横秋。这些有利于年轻人事业发展的好作风、好个性，都不是天生的，需要领导者有意识地加以培养。
历史上，我军还特别强调将政治思想渗透到各项军事训练工作中去。战争年代部队训练有一句老话，“斗志与斗法相结合”。意思是说，培养干部既要讲技术和战术，又要讲政治觉悟、勇敢精神和战斗作风。我军的军事训练，从来不主张就技术练技术，就战术练战术，而是强调将练技术、练战术与练思想、练作风统一起来，做到军事素质与政治素质双进步、双丰收。
我军注重思想教育的做法在实践中收到明显效果。以抗大为例。当年抗大的学生来自天南地北，各种出身、各种成份的青年都有，包括一些社会名流、军阀、阔商的子女，如国民党元老黄兴的儿子、冯玉祥的侄子、傅作义的弟弟等。甚至还有个别国民党的县长、团长，其思想基础可想而知。可通过短短几个月的学习，多数毕业学员都成为共产主义的信徒、八路军的干部。正如抗大总校政治部在一篇文章中所说，“无论是怎样幼稚的青年，无论是曾被歪曲理论和欺骗宣传所迷惑所蒙蔽的青年，只要在抗大学习过几个月（仅仅是几个月），接触了马列主义的真理，经过了斗争生活的锻炼，就会觉醒过来，就会老练起来，而成为优秀的抗日干部，坚强的革命志士。”短短几个月的教育即彻底转变学员的政治态度，以致根本改变他们的人生，这在人类教育史上恐怕都是一个奇迹。
近些年，管理教育领域中一些人十分推崇西点军校的育人模式。国内甚至有人开始着手引进或模仿西点军校的培训课程，号称由此可以打造未来的商界精英。可笔者发现，一些人虽然仰慕西点，但对西点军校教育模式的精华何在，为什么西点能培养出一大批军界乃至政界、商界的精英，并没有真正琢磨透。记得一位研究西点军校的西方学者说过，一般学校传授给学员的是知识，哈佛等MBA着眼于培养学员的能力，而西点军校给学员的是品质。不同的培养目标和指导思想，决定了不同的育人模式。如果上述说法能够成立，那么，以抗大为代表的毛泽东的育人模式，比西点又高一筹，因为它给学员的不仅仅是知识、能力、品质，更多的是一种精神，一种信仰。传授知识，培养能力，提升品质，层次固然有所不同，可说到底都属于造器，即造就一个能理解领导意图，坚决完成任务，比较听话、好用的工具，而传授精神和信仰，才是真正的育人。
近两年，也有部分企业家对解放军的育人模式产生兴趣，尝试着将员工特别是新员工分期分批送到军营参加军训。据说，对提高员工素质有一定效果，但似乎还不十分理想。笔者认为，其原因在于，按照毛泽东的思路，解放军培养人是政治教育与军事训练相结合，以政治教育为主，着眼于转变学员的思想。而目前一些地方单位组织的军训，通常只是安排一些队列训练，外加学几套军体拳，很少有思想教育方面的内容。这种军训把解放军育人模式的灵魂和精华丢了，自然难以取得理想效果。
关于毛泽东的育人思想，军校还有一种形象的说法，即培养出德智体全面发展的学员，相当于出精品；其他方面还不错，只是专业成绩差一点，只能算是次品；如果思想品德与专业成绩尚好，可身体素质不行，毕业后无法适应紧张艰苦的军营生活，便是出了废品；可如果毕业学员的思想不过硬，政治上不能令人放心，那可就成了危险品。企业家们应该想想，企业培养人是否也存在同样的问题？
当然，对毛泽东着重从政治上育人的观点，也不宜作绝对化理解。不能以为有了政治觉悟，其他方面的培训便可以忽略或放松。“文革”中就曾出现过这种倾向。当时流行过一句很有名的口号，“千条万条，用毛泽东思想育人是第一条”。似乎只要掌握了毛泽东思想，就不用学习军事指挥和业务技术了。这种错误认识对军队教育训练破坏极大。这样理解毛泽东的育人思想，势必走向反面，不仅无法培养出合格人才，还将败坏毛泽东育人思想的声誉。
必须指出的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教育事业似乎走向了另一个极端。虽然一直在喊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可实际上思想品德教育日渐削弱，学生的思想素质明显下降。许多年轻人没有理想信念，缺乏基本的道德修养，思想混乱，情感脆弱，直接影响到他们走向社会，走上工作岗位后的表现。这已不是个别现象，而且问题越来越严重。包括国内一些著名大学，也不得不承认近些年对学生的思想道德教育不成功，可又苦于没有改进的办法。
更为严重的是，近来一些所谓新潮教育学家，对该不该对学生进行思想道德教育，教育工作者该不该为人师表等教育理论的基本问题，也一一提出质疑。例如，按照传统的教育思想，教育教育，三分在教，七分靠育，教是指传授知识，育是指培养人品。而有些“教育学家”却主张，教育应该完全市场化，现代学校就是一所买卖知识和文凭的市场，学生花钱听课，教师为钱教书，只要双方都货真价实，就算公平合理。至于学校的道德教育，也和其他课程一样，主要是告诉学生一些基本道德规范，至于他们接受不接受，那是个人的选择，与教育者无关。有学者甚至提出，教师自己是否按所教的道德规范去做，也不应该有所期求。包括教师业余时间逛逛红灯区，也属人之常情，没有什么可大惊小怪的。按照这种思路培养出来的学生，其思想道德素质可想而知。
教育指导思想失误所带来的后果，用人单位感觉最明显。近年来不少用人单位反映，大学毕业生的整体素质在下降，甚至一茬不如一茬。而且最令人头痛的，主要还不是学生知识单薄，动手能力差，做不了什么事，而是相当一部分学生思想道德素质低下，不知道该如何去做人。而用人单位特别是跨国公司选拔和聘用员工，最看重的恰恰是应聘者的价值观和工作态度。因为根据调查，在大学本科所学的东西，真正能用于工作的，只有5%到10%，决定员工在企业发展前途的，说到底还是其价值观与工作态度。
谈到员工的思想道德素质，部分企业家抱有某种幻想，以为可以通过加强人员甄选，把好进人关来加以解决。理论上说，有这种可能，可实际上却很难做到。因为到目前为止，还没有见到能够快速识别学生思想道德素质的方式方法。心理测验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迅速辨别人的个性心理特征，却很难真实、准确、有效地识别一个人的思想意识和价值取向。由于越是管理规范的企业，越不宜随意解雇员工。所以，社会教育畸性发展所带来的苦果，企业只有先行吞下，然后通过加强教育来慢慢化解。从这个角度看，毛泽东的育人思想对当前企业培养人才有现实的指导意义。
关于在职教育的作用及内容，长期以来存在着一种误解，好象只有院校教育需要强调又红又专，全面发展，而在职培训只需解决知识更新和技能提高问题。受这一思想影响，目前不少企业的内训几乎没有思想教育方面的内容，对员工的培养大都集中在知识、技能层次。其结果，培训越多，跳槽越快。管理者从企业长远建设考虑，非常想通过培训来提高员工的素质，也很舍得投入，可常常是“为他人做嫁衣裳”。面对如此局面，一些企业左右为难，重视培训不是，不重视也不成，不知该如何是好。这已成为当前企业管理中一个带普遍性的难题。
对此难题,前不久中央电视台所做的一次对话节目中，某著名大学教授给出的建议是：通过高度专业化的培训，将员工培养成离开企业就无法生存的“职业残废”，让他们想走也走不了。姑且不论这一建议实现的可行性，从道义上说，就明显不可取。难怪参加对话的企业家对此“高论”也一再摇头，说“我的心可没有教授那么狠”。
关于培训与留人的关系，最近一期《哈佛商业评论》展开专题讨论，有5位世界一流的管理学家发表了意见。可拜读之后，仍令人有些失望，似乎专家们并没有说出多少真正有价值的建议。面对企业家的困惑和学者的一筹莫展，再来想想毛泽东的育人思想及其效果，也许“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相比之下，倒是一些著名企业管理者的认识比较清醒。任正非就曾多次强调，对公司的高层干部要重德。一个领导者要建立强大的组织就必须牺牲自己。一个人如果过于看重自己，就不会建立起组织。华为的各级主管都应有主动牺牲和培养接班人的胸怀。《华为基本法》明确提出，公司“人力资源建设的基本目的，是建立一支宏大的高素质、高境界和高度团结的队伍”。要求高层领导者做到：“1、保持强烈的进取精神和忧患意识。对公司的未来和重大经营决策承担个人风险。2、坚持公司利益高于部门利益和个人利益。3、倾听不同意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4、加强政治品格的训练和道德品质的修养，廉洁自律。5、不断学习。”不难看出，华为关于高层管理者行为准则的5条规定，不但内容与毛泽东的一贯主张非常相似，就连一些语言也来自毛泽东，如“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
近些年，企业人力资源管理十分重视员工的职业生涯设计。与单纯考虑企业发展相比，注意员工个人的职业发展，强调员工发展与企业发展相一致，无疑是管理理论的一大进步。这也是知识经济时代竞争加剧、环境多变的必然要求。可人生是一个整体，职业发展只是其中一部分。领导者若真正关心员工，仅仅帮助他们设计职业生涯是不够的，还应该关注其整个人生的设计。而这正是毛泽东育人思想的高明之处。
值得注意的是，从注重对员工专业技能的培养，到注重员工全面素质特别是思想素质的提高，也是国外管理培训的大趋势。例如，美国安然公司出事后，管理学界从多方面进行了总结，许多专家都谈到以往MBA教育的局限。美国的MBA教育一向是以培养学生的能力为主，对学生的品格教育则重视不够，这不能不对学生走上工作岗位后的表现产生负面影响。安然公司几位出事的高管，都是哈佛商学院的毕业生。所以，近些年，美国各商学院普遍将伦理道德教育列为学员的必修课。哈佛等著名院校MBA培训的头一课，就是商业道德和伦理。不过，意识到了并不等于问题就能解决。实事求是地说，西方学校的思想道德教育，包括MBA在内，至今没有摸索出切实有效的教育模式。
再如，近年来上上下下、各行各业都在倡导建立学习型组织。管理学界对彼得•圣吉的《第五项修炼》一书评价甚高，以致该书中文版序言的题目竞是“为人类找出一条新路”。彼得•圣吉提出，管理者要进行五项修炼，即自我超越、心智模式、共同愿景、团队学习和系统思考。显然，按传统教育归类方法，这些大都属于“红”的范畴。彼得•圣吉强调修炼而不是讲学习，也很耐人寻味。因为知识、技能可以学习，而共同愿景之类的东西，则非简单读记所能解决，必须通过长期的修养和自觉的磨练。不过，仔细阅读全书后读者会发现，究竟怎样修炼，作者似乎并没有谈出点名堂，更不用说在教育实践中做出成绩了。相比之下，毛泽东关于培养又红又专的人才，既有成熟理论，又有成功实践，更值得重视和效仿。
三、强调理论联系实际，不断改进教育方法
毛泽东及其战友自创建军队起，就开始探索一条快速、有效地培养实用型军事人才的新路。
理论联系实际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也是毛泽东育人思想的精髓。
毛泽东在抗大的教学中，特别强调理论联系实际，强调学习的目的全在于应用；要用就需抓住重点，学得少而精；教员不能光讲概念，要指导学员运用理论去分析具体问题，实行“教、学、做”合一；现实斗争中哪些问题最重要，就应优先研究和解决；概念体系正确与否都是相对的，博采众长后加以比较，才能判别优劣；学生的文化基础和生活阅历不同，接受理论概念的最佳方式自然不同，所以要因材施教；采用启发式教学，充分调动被教育者学习的主动性、创造性。总之，要学得活，用得活，这样才能真正培养出有用的人才。
毛泽东亲手打造的抗大教学模式在教育理论上是一创新，实现了对中国古代传统教育方法的超越。
中国近代教育史上有两个奇迹，都发生在抗日战争期间。一是西南联大，培养出大批一流的学者和科学家。二是抗大，培养出大批军政兼优的领导骨干，成为日后共产党打天下、治天下的主要依靠。比较两所院校的办学思想，会发现许多很有意思的现象。西南联大的教育模式继承的是古希腊时期雅典的教育思想，而抗大则有些像斯巴达人的教育模式。
当前西方发达国家教育的发展趋势，特别是管理教育方面的最新理念，竟与毛泽东当年提出的一些教育主张，越来越相似，越来越吻合。
我军培养干部是从战争年代起步的。残酷的战争对指挥员的素质提出了很高的要求。战时环境决定了军事教育不能沿用传统的教学模式和方法。因此，毛泽东及其战友自创建军队起，就开始探索一条快速、有效地培养实用型军事人才的新路。
毛泽东本人的教育实践是从举办工人夜校开始的。大革命时期，他主办了多期农民运动讲习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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